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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亚洲虎”留学生,勒紧裤带度危机

1998-04-09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自去年7月份开始,金融危机如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。从泰国开始,韩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无一幸免,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陷入萧条疲顿的状态,东南亚地区人民的主活受到强大的冲击,而对此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在异国他乡求学的东南亚留学生。那么,他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是否也因此而受到影响,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的呢?为此,北大、清华等学校发来了专稿。

北大的留学生每天都告诉自己:节省!

来自菲律宾的一位姓黄的公费留学生对记者很坦然地说道:“半年了,每天都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,以前吃饭都是去饭馆,约几个朋友一起,韩国餐馆、日本料理、西餐……毫不犹豫,现在很少去了,自己做饭吃,或许应该考虑去中国食堂吃饭,这样会更节省一点。我喜欢旅行,以前每个月都要去两个地方(北京附近),现在也取消了,原来计划要买的书,现在只能记下书名,留到以后去买。以前出门打夏利,现在打面的,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潇洒了。没钱,潇洒不起来,生活费压缩了将近一半,应了一句中国古话:勒紧裤腰带!”

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马来西亚的黄小姐也毫不讳言:“现在美元对马来西亚元的汇率是1:5,翻了将近一倍,也就是说,所有东西的价格对我们来说翻了一倍。原来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如今必须维持两个月。我们都是自费来读书的,所以过得就要比别人更苦一点。不能经常给父母和朋友打电话了,改写信联系,国际邮资又涨了,信也不敢多写。出门别说夏利,面的都不敢打,挤公巴吧,才一元钱。其实这些都还是可以忍受的,我们是学音乐的,应该多买唱片和关于音乐的书,可是音乐方面的书很贵,以前根本不考虑这些,现在看着架上那些自己喜欢的新书,却只能望架兴叹,那种痛苦的感觉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和体会的。”

自费来北大念书的韩国女生申小姐说道:“在韩币跌到最低点的那段时间,朋友们看着那些只有10元的东西,都要念叨一句:节省吧!这可是20元哪,不要浪费。韩国学生本来吃不惯中国菜,现在很多人都去吃中国食堂,那些到现在还在乱花钱的同学被大家骂。由于韩国经济不景气,许多在美国、西欧读书的韩国学生都回家了,在中国读书的,境况稍好一些,目前还没有人因经济状况不好而回家,不过已有姐妹俩从8号楼搬到1号楼去了(8号楼是北大留学生楼房费最高的),真羡慕那些一次付了一年房费的同学。”

“生活困难是一个方面,但自从韩国金融危机开始,我们韩国学生的精神压力也很大,以前上课时总听老师讲,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值得别国学习,韩国如何如何,现在,老师又讲韩国的发展模式看来存在很大的问题,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……一举例就是韩国,这是事实,但听得多了,总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,我们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。”

来自金融风暴中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国家,泰国和韩国的留华学子是怎样看待这次危机的呢?

“活该!”一位来自泰国的小伙子郑发表自己的看法:“也许这种说法过于偏激,但事实确是如此,应该给政府一个教训,不注重经济全面而均衡的发展,盲目地扩大生产,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,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泰国私人外债占国家外债的三分之二,政府却不加干涉,任其发展。泰国的政治也不稳定,谁愿意在一个不稳定的国家进行长期的投资?你看,一发生经济危机,短期资金纷纷撤走,泰国拿什么来反危机,所以我说活该。”

一位来自韩国中产阶级的女孩告诉笔者:政治、经济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,各个报纸、杂志分析评论得很深刻,我有自己一点看法:韩国人民太浪费了。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生活很奢侈,尤其是韩国的年轻人,不懂节约,乱花钱,还有那些利用公款出国旅游的政府机关人员。韩国人民应该吸取教训:节俭。

做为一个韩国人,我认为依靠韩国高素质的劳动力,雄厚的经济基础,再加上韩国民族的坚强、遇事镇定的传统性格,韩国的经济要比其它东南亚各国恢复得要快、容易。

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很快结束了,告别之前笔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:这些天来你们与家人通电话时第一句话说什么?

“今天的汇率是多少?”这些戏称自己为“社会的思考者”的青年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口答。

清华大学:平静面孔下的一颗爱国的心

阿美是留学清华的一名日本女孩,爸爸在国内做房地产生意,妈妈是家庭主妇,哥哥在日本一私立大学念书。日本国内的经济动荡给这个家庭,尤其是父亲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“爸爸很辛苦。”阿美酸酸地说。“日本的私立大学是很贵的,不过幸好哥哥快要毕业了。”目前阿美的生活费已经由退休的爷爷支付了。当大多留学生都在忙着准备回家度寒假时,阿美却不打算回家。“机票太贵了。”中国到日本的机票大约10万日元,加之几百元的签证费用,这的确会节省一笔不小的开销。阿美自己住一间房,平时自己在宿舍里做饭吃,“中国的物价很低,东西比日本便宜好多,蔬菜、肉都很便宜。”看来,阿美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为家里节省开支。

韩国是这次亚洲经济危机中受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之一。尽管如此,韩国人却似乎尤为平静,他们并未表现出危机中贯常的紧张和不安,反而排着长队将自己家中收藏的金银首饰捐给国家,以补充国库。在泰国,甚至连小学生也排队交出自己手中的零用钱。

金君的父母退休之前均是政府官员。家中有两个孩子都在国外读书,一切开销都依靠政府发给父母的退休金。“没有什么嘛,只是觉得东西比以前贵了点儿。”面对危机,他和他的家人显得同样的平静,前些日子金打电话回家,家中并没有异样的反应,父母仍称一切很好。

但是,有些留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据了解,一些来清华读书的东南亚学生寒假回国后,恐怕很难再回来了。除非可以筹到大笔钱。

中国人民大学:留华学子减支

猿度羽夫,来自日本东京,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九四级留学生。笔者前去采访时,他正在用一只小电炉煮挂面吃,佐食也不过是一只鸡蛋、一把青菜、几片火腿。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就是我的午餐”。

猿度羽夫的父亲是东京市郊的一名汽车修理工,母亲在某家小型饮料公司上班,家境属于中等偏下水平。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,刚在本土的一所学院拿到工科学士学位以后,他便马上申请来华留学。他每月的生活开支,大约折合人民币700元左右。当然,中国大学的公寓收费较低。比起我们来,他算是“高消费”了。

尽管日本目前经济萧条,货币贬值,猿度家还是按期给他寄来数目变化不大的费用。他赧然告诉笔者:“我好像受这种情况的打击较小。不过,我本人向来开支很稳定,既不是过份奢侈,也没有太同自己过不去。当然,居安思危嘛,看到周围大家都在勒紧腰带,我也未免有了一丝紧张感,花钱注意一些了。”

与猿度羽夫情形相比,法学院的留学生朴秀芝就“惨兮兮”了。这个来自韩国汉城的女生,父亲与哥哥都在金融机构工作,所以受财经危机的冲击最为明显。她的父兄均已失业,银行存款大幅度贬值,日常生活趋于贫困。她本人则已接连数月未接到家里的汇款了。

朴秀芝存在中国银行的韩元,如今等于人民币值不到原来的一半。幸亏她两个月前才慌慌张张地跑去银行,像其他韩国学子一样将韩币取出,兑换成人民币后再存入,方勉强刹住其迅速下跌的势头。她说:“我原来以为韩元值钱、稳定,现在看来,还是中国钱好。”

不用说,朴秀芝的生活开支锐减了。过去每天打一次越洋电话回家,如今改为每月两次;价格昂贵的法国香水、美国唇膏、意大利皮衣,过去随手拿来,如今不敢问津;过去她常与男友到市中心几家星级饭店吃西餐、度周末,如今是一个月也难得去一趟了。这样下来,她整个1997年下学期才花了5000元人民币,仅仅是1996年一个月的开销。她说:“我现在的存款,只够用到今年年底。可我还有一年半的学业,这钱远远不够。我能不未雨绸缪吗?”

新加坡华裔、历史系研究生吴亚雄倒是不愁吃不愁穿,日子仍旧过得挺舒坦。吴亚雄今年29岁,本科毕业于新加坡大学经济管理学院,目前正研究清朝华人向海外迁移的原因与经过。据他自己说,有寻根溯源的初衷。

吴亚雄的父亲在印尼万隆市某大跨国公司担任重要职务,薪水可观;而他自己如今边做学问边到北京一电脑公司兼职,收入丰厚,所以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。席卷整个东亚与东南亚的金融风波,虽说多少对他在新加坡的家庭有所影响,可他本人倒用不着为此紧缩生活开支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,吴亚雄始终关注全球经济动态,加上父亲不时向他提供信息,故对这场亚洲危机早有预见,充满忧患意识。一些过分昂贵、或暂且用不着的开支,他还是免去了。比如说,至今他仍用的是前年购回的486型电脑,他想换一台586型,但数月来总舍不得。不是没钱,而是不想花这笔钱。

中央民族大学的韩国留学生说:这次危机也是一次机会!

“很多人认为韩国会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,但是我对它现在的结果早有预感。”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主赵汉奎这样说。

曾几何时,作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的韩国经济发展迅速,近乎完美的“韩国模式”把它的经济实力带入世界前十一强。可是没有问题的发展反而成了许多韩国人心中隐伏的问题。因为在经济财富极剧膨胀的同时,他们看到了各种矛盾的尖锐与激化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讲:韩国经济发展得太快太好太平静了,它已达到了一个极限,需要新的改革。

而这改革的代价,也许就是他们不敢去想却又早已预感的——经济危机。“其实,1997年初韩宝公司的破产已是‘山雨欲来风满楼’的征兆”,我眼前的这位戴眼镜的韩国女孩印洙?说:“尤其去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许多韩国人便纷纷去换美元,买金银,大家都有些害怕。”

10月份韩元兑换美元比率下跌,经济危机开始,“狼终于来了”。

他们最先从韩国报纸上得到消息,然而当时已不觉突然了。可是危机对他们造成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却是突然而迅速的。

据悉,在民族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可能有10%—20%的人回国了,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其父母所在公司企业破产,自己又不能在中国打工,支持不起高昂的学习生活费用而不得不离开的。而且更为明显的是,往年这时,会有很大一批新同学到来,可是今年来的却寥寥无几。相比较而言,一位叫许允桢的韩国女孩看法似更尖锐些,她说:“自去年年底,很多以前认识的中国人似乎换了一种眼光看待我们。经常有人一见我们就问有关危机问题,更有甚者会不无嘲讽地背后议论:韩国完了。”说到此处,我似乎明白了她最初不愿接受采访的原因。

赵汉奎,这位民族大学韩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坦诚地说:“我现在更感到一种压力,感到自己应为国家作贡献,出一点力,可是我在中国,我不能有机会。”印洙?也说,家里往往是故意不提有关经济问题的事,可是这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焦虑和对自己学习生活的限制与压力。

韩国人的1998,看来是勒紧裤带过日子的1998。因为他们将承受到期的700多亿美元外债而且还有庞大的失业队伍。这又是考验韩国民族的时刻,素有“民族向心力”的韩国人不会悲观失望,他们已经行动了起来,互相支持,共渡难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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